“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一判斷如今早已耳熟能詳。“說實話，這句話也要辯證地看。”全國人大代表、寧波大學校長沈滿洪這么說并非嘩眾取寵，而是道出了地方高校用地緊張的“苦水”。

誰說“大樓”不重要?對于沈滿洪工作的寧波大學來說，有一段時間，偌大的校園，放不下文科教授的一張辦公桌。

曾經(jīng)，高校里面“學生住讀，教師走教”，師生見面機會少，更談不上交流。近幾年，很多高校相繼出臺了教授坐班答疑的規(guī)定。

“教師連一張辦公桌都沒有，去哪里坐班呢?”4年前，沈滿洪剛剛接任寧波大學校長時，學校的生均教學行政用房標準連及格線都達不到。“生均教學行政用房面積合格標準是14平方米，2013年我們學校只有13.65平方米。”浙江省其他的地方高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這個問題。

學校用地緊張不僅困擾著地方院校，也讓很多名校捉襟見肘。

2017年底，北京大學發(fā)布了《北京大學一流大學建設(shè)高校建設(shè)方案》，北大也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挑戰(zhàn)。特別是在硬件方面，空間資源是制約北大發(fā)展的重要瓶頸。校園建設(shè)難以滿足學校日益增長的各方需求，建設(shè)用地缺乏，土地空間嚴重不足。

一個更尷尬的處境是，沒有“大樓”，“大師”也進不來。

每次引進院士，沈滿洪都要在學校的地圖上做“加減法”。“去年我們學校引進了兩個院士，每個院士都有一支研究團隊，還要安排實驗室。算下來，一個院士就意味著4000平方米。”

“這都是不能省的成本。”沈滿洪舉了王淦昌的例子。1940年，當時的中國正在和日本血戰(zhàn)，浙江大學輾轉(zhuǎn)搬遷到了貴州遵義，王淦昌當時是浙大物理系的教授。他當時提出一個探測中微子的新辦法，但是因為遵義的條件有限，方法有了，卻沒有實驗室去證明，最后被外國科學家證明。“那次我們離諾獎很近，但與諾獎失之交臂。我們不能讓這種情況再發(fā)生。”沈滿洪代表說。

在沈滿洪看來，“大樓”與“大師”應該并舉。“當大樓具備時，短板是大師;大樓不足時，大樓大師都重要。”

蘭州大學在推進“雙一流”建設(shè)過程中，辦學土地資源緊張和配置不平衡的問題，也成為制約學校發(fā)展的重大障礙。為此，經(jīng)學校與地方政府協(xié)商，地方政府同意向?qū)W校劃撥7500畝教育發(fā)展用地。

寧波大學的難處，全國人大代表、蘇州大學校長熊思東能理解。但他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也要警惕另一種高校擴張的沖動。

“學校用地緊張的問題，不能一概而論，要分析原因。”熊思東說，“地方大學缺地，是政府既要馬兒跑又不讓馬兒吃草，還是部分大學追求量的擴張的沖動難以遏制?”

熊思東舉例說：“有些學校屬于大行政，如果行政人員過多，行政辦公用房肯定不夠。如果有的學校不落實學術(shù)核心地位，以行政為主導，一定會擠占學術(shù)的空間。”

寸土寸金的廈門，2016年就制定了《關(guān)于廈門市高校建設(shè)用地標準的意見》，規(guī)定高校建設(shè)容積率必須達到0.65以上，下調(diào)生均教學行政用地標準，提高節(jié)約集約用地指標，以增加更多的教學用房，緩解學位緊張壓力。

“雖然我是大學校長，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不準備為教育說話，我并不支持某些盲目擴張的學校向政府要地。”熊思東認為，大學一定要摒棄以量圖大、以量擴張的模式，轉(zhuǎn)向內(nèi)涵式發(fā)展，轉(zhuǎn)向提高質(zhì)量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