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春節，楊漪初次到訪緬甸金三角核心城市大其力時，她說她仿佛經歷了一場時空轉換。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從泰國前往緬甸，在泰國美賽口岸左側出境，一切公事公辦。走到友誼橋中段，從靠左行改為靠右行，時空巨變。橋的另一端是緬甸大其力口岸移民局，工作人員讓她到辦公室等候。一位工作人員一邊吃飯一邊翻看她的護照，對她上下打量，一番詢問才放行。
進入緬甸，友誼橋兩側，雜亂地擠滿了向行人拍手、吆喝的摩的司機和小攤販，喇叭聲不絕。口岸對面，賭場廣告、打擊毒品、販賣人口、野生動物的宣傳語交錯出現。近處的環島上，豎立著一塊“金三角之城”的牌子。街邊不時可以見到乞討者，街角旁的流浪漢正拿著錫紙準備吸食海洛因。
這里顯然是我們熟悉的一個文明、有序的社會之外的另一個世界。
楊漪是北京師范大學人類學博士后，也是少有的在緬甸、緬北“金三角”區域長時間田野調查的中國學者。為完成博士論文，她曾在2017年~2019年三次到訪緬北核心城市大其力，總計長達16個月。
楊漪走過販毒、聚眾吸毒的區域，也見過當地人成為非法產業鏈上的一環。在她身邊，有人曾欠下一身債務被賭場軟禁；有人嚴禁家人吸毒，卻縱容著他人吸毒；更有她的朋友，意外遭遇槍殺。
金三角是緬甸、老撾、泰國三國交界處的一片三角形地帶，緊鄰中國云南省西南部。楊漪調查的大其力，位于緬甸邊境，經濟活動活躍，是緬北相對繁華的城市。
“金三角”在過去幾乎成為“毒品”“暴力”和“法外之地”的代名詞。2021年2月緬甸軍事政變后，政局陷入混亂，毒品經濟又呈現激增勢頭。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數據顯示，2022年緬甸的罌粟種植面積共計約4萬公頃，同比增長約33%；罌粟產量預計為790公噸，是2020年的兩倍。其他合成毒品產量也在上升。
近三年來，電信詐騙也迅速涌入這片土地。起初，東南亞電信詐騙集中于柬埔寨南部一座濱海城市西哈努克港，但2019年柬埔寨首相洪森發布“禁賭令”后，這些非法產業四散各處。其中一大重要聚集地就是緬北。
綁架、拐賣、囚禁、毆打、強暴、勒索……一系列觸目驚心的犯罪行為由電信詐騙衍生而來。有人誤信高薪工作，有人被親友欺瞞，也有人設法偷渡。中國人因各種原因來到緬北，企圖逃跑、沒有業績、不服從管理，都可能遭致毒打，或被轉賣到其他園區。
電信詐騙、毒品、賭博、人口販賣、軍火走私等非法產業，在這片區域積重難返。而這些產業往往又與當地的政治問題密切相關。
我們不禁想問，金三角，為什么會成為一片滋生罪惡的土地？非法產業橫行的地區，是否如外界想象般危機四伏？當地居民如何在刀尖上討生活，他們的財富如何與非法產業相連？他們的道德觀念又如何在夾縫中被塑造、如何自洽？
楊漪可能是中國最適合回答這些問題的學者之一。在她調查期間，毒品和賭博生意很普遍，電信詐騙也顯露出跡象。她的觀察可以看作是緬北電詐故事的“前傳”。通過她的研究經驗，我們得以撥開云霧，在駭人聽聞的都市傳說之外，了解一個更接近真實的“金三角”，了解非法產業如何在這里生根、壯大、難以拔除。
這里永遠不缺獵奇的故事，但在最初的驚奇、畏懼褪去后，楊漪發現，更多人也只是普通人，為了謀一份生計。她一直試圖理解這里混沌的運行法則。
這是楊漪的田野故事第一次在公眾媒體公開，此前她只在學術圈內做過分享。她謹慎地反復強調，緬北乃至金三角是一個復雜度極高的區域，一城之內，不同街巷間，或許都有迥異的生態。楊漪始終認為，她只窺得了緬北的局部真相。
以下是楊漪的自述：
一、無處不在的恐懼
我是云南人，小時候住在一個中緬邊境的小鎮上，從小就聽說過“金三角”。在一些人的刻板印象中，云南常與偏遠、落后、毒品貿易這些詞聯系在一起。但在云南，大家會把“鍋”甩到緬北去，把那里視作萬惡之源。讀博士前，我從未去過緬甸，做博士論文給了我這個機會。
在大其力生活的每一天，我都有強烈的“活著”的感覺。
不知是否因為太焦慮，在最初到訪大其力的兩個月里，我始終覺得天空中彌漫著甲基苯丙胺的味道，大腦發暈。第一個月我的生理期沒有來，推遲了大半個月，我想是因為當時我神經太緊繃了。
這和你在倫敦或紐約街頭聞到大麻味的感受不同。在那里，吸毒的意象指向個人，聞到毒品的味道可能會下意識覺得只要加快腳步離開那個角落，就會重新感到安全。但金三角的毒品傳達給中國人的刻板印象往往與當地的武裝沖突、暴力事件、栽贓陷害等意象綁定在一起，你不得不時刻保持警覺。
我最初沒有在緬北生活的經驗，和很多人一樣，對這片區域多是跟毒品有關的刻板印象，因此一個非常大的恐懼來自于被“下毒”。我有抽煙的習慣，但在第一次做調查的七八個月里，我一根煙也沒抽，怕別人給我傳塞著海洛因的煙；也不敢在外喝啤酒，怕別人往我的酒杯里下藥。
現在想來是挺好笑的，這類事情實際從未發生。這里并非總有惡意相投，反倒是籠罩著一種人人都小心提防、心懷戒備的氛圍。
我輾轉通過親戚介紹，安頓在一戶華人家中，以他們的“遠房親戚”之名在大其力生活。魯家是緬甸華人，1950年代從云南遷居緬甸。我們在此之前互不認識，他們也不理解人類學，或許至今也不明白我是來做什么的，只大概知道是來寫論文。他們最初對我充滿戒備，有些話不在我面前說，有些地方也不會讓我去看。
我最開始僅在魯家周圍瞎晃悠，打牌、教孩子漢語、學做飯。慢慢熟悉后，他們才放下了戒心，認為我就是個傻姑娘，在大其力的生存能力為零，于是開始教我一些在緬北的“生存法則”。
魯家三弟對我說，在大其力這種地方有“三不”：“一是不要隨便走山上的小路，二是不要問別人是做什么的，三是不要問別人住哪里。”因為很多制毒加工廠藏著山里，大其力流傳著很多這樣的故事，一個人誤闖了制毒工廠，人就沒了。不要亂打聽也是因為很多人在做相關的生意，避免被人誤以為是眼線。
他們在我的腦海中畫出了一副大其力的地圖：一條主干道，幾條人員密集的巷道，此外的其他街巷都是偏僻地帶，不宜一個人前往。魯家在大其力生活了十幾年，依然謹小慎微，只和熟悉的人打交道，只去熟悉的地方。在他們的認知里，他們沒有涉足過的區域，都充滿了未知的風險。
魯家大姐夫早些年也吸毒，后來戒毒很成功，他曾騎著摩托車載著我去看他過去買毒品和聚眾吸毒的墳地。毒品交易地點在一條人跡罕至的山間公路邊，從大其力城鎮要騎一個多小時摩托才能找到。沿途我們有說有笑，還去參觀了幾個在山里的拉祜人、阿卡人這些少數民族的村莊，我并沒覺得危險。但回到家里吃飯的時候，大姐夫才后怕地說，在山里穿行的時候，他心里不住地發毛。
有一次，我聯系好在大其力開礦的中國商人，與他們一同進山。途中遇到一個中國人開的汽修店。店內懸掛著一張不明身份的男子照片，在佛像圖片的下方。老板告訴我，這是“李老板”。李老板在大其力頗有勢力，掛著他的照片，可以避免部分政府官員和小混混來找麻煩。
我逐漸意識到，大概在大其力的每個人都和我一樣，無時無刻不生活在廣泛的或有具體所指的、對恐懼的想象中。
二、與危險共生
魯家有兄弟姐妹七人，其中五人生活在大其力。魯三姐是家族的主心骨，她家2003年從緬甸當陽遷居大其力，經營一家游戲廳。其余家人或是在游戲廳里工作，或是經濟上受魯三姐的照顧。
游戲廳面積大約200多平方米，擺放著釣魚機、老虎機等游戲機。說是游戲廳，實際上做的是賭博的生意。在游戲廳的隱蔽處有一間休息室，早期我是不被允許進入的。與魯家人熟絡后，我才逐漸了解到，那里實際是容納顧客吸毒的地方。吸毒者有時會在游戲廳待上數日，休息室就是他們的庇護所。
游戲廳在緬甸是不合法的，如果有緬甸官員來檢查，每月受賄于魯家的地方警察就會提早來告知關閉游戲廳。這種賄賂，被魯家稱為“外交費”。魯家三弟每個月都會在筆記本記錄著每次打點警察的錢目，每個月要打點十幾位警察，每位警察給1000~3000泰銖不等，而游戲廳工作多年的工人一個月的工資也僅為4000泰銖左右。游戲廳的生意一直較為穩定，休息室也讓游戲廳的生意變得更好。
魯家人回憶，過去有幾年，大其力毒品生意非常猖獗，許多老板會來魯家游戲廳賭博。有時，一個不銹鋼的鞋架都不足以放下老板的賭資。在我做調查的期間，由于昂山素季領導的民盟政府對毒品打擊力度比較大，游戲廳的生意也受到了影響，但一個月的盈利也有幾十萬泰銖。
這兩年電詐行業在大其力遍地開花，“園區”一詞已被當地人熟知，服務于電詐行業的生意也變得熱門。由于電詐公司以中國人為主，相關的生意也多由當地華人承包。一個過去在魯家人眼里是“蛀蟲”、騙吃騙喝的親戚，最近兩年負責一個電信詐騙園區的食堂生意，每個月掙幾萬元人民幣，算是發了財，反倒成了人們羨慕的對象。
魯家的人告訴我，電信詐騙來后，大其力蓋起了大批新房。本地人知道這陣風潮不會持續太久，“過不了幾年，這些中國人又跑了，就是趁著這幾年租金貴，趕緊一棟一棟建起來，一建好就租給人家做園區了。”因為中國人激增，大其力的中國商品、中國超市、中國餐廳、KTV也變多了，本地人租房、吃飯的物價也跟著上漲，從緬甸內陸到大其力打工人數也在緬甸政變后不減反增了。
在電詐園區，除了中國人，也有不少緬甸華人去做工。他們多是能說普通話、學過漢語拼音的年輕人，打字快，公司給他們發3000元~4000元人民幣的底薪，外加詐騙到的提成。要知道，2023年緬甸團結工會還在爭取普通工人的最低日薪從4800緬幣漲到10000緬幣，緬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的工人月薪普遍也不過20萬緬幣出頭。因此，不少緬甸年輕華人主動到詐騙園區工作。比中國人好的地方是，忌憚于緬甸華人的本地關系，如果他們不想干了，老板通常允許他們辭職。
我在大其力期間，結識了一位來自英國的NGO創辦人。很多當地人沒有一技之長，只能從事比較基礎的工作，他就給緬甸人培訓就業技能，如打掃衛生、端茶倒水、做小生意等，還教簡單的英語和泰語。他希望我過去教中文。緬甸人跟我打趣，說在大其力這樣的邊境城市，“會泰語你可以掙泰銖，會中文你可以掙人民幣，會英文你可以掙美金，但只會緬語你就只能窮死”。
這些當地人經過培訓后，實際上多是去賭場里做服務員、清潔員等工作。這家NGO想改變當地的現狀，但沒有辦法生拔出一個新產業來，只能讓他們在已有的產業中合理地掙一份錢。
當然，大部分人主要從事日常工作，大其力絕非只有“黃賭毒”。它是緬甸一座邊城，有一座小城該有的樣子，不過是非法經濟與暴力的一面常被新聞報道，遠方的人難以想象這里人們稀疏平常的日常生活罷了。
我第三次到訪大其力期間，為了接觸當地的非華人社會，我在一個市場中做了一段時間小販，與在大其力謀生的緬人、撣人及印度裔、尼泊爾裔、孟加拉裔緬人等都有些交情。大其力是緬甸邊境重要的貿易口岸，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就有不少商人來這里做生意，1988年緬甸開放邊境貿易后更有大量人員到這里謀生。
他們最初以為我是有錢的中國老板娘，后來發現我和他們一樣“窮”。他們給我推薦便宜的出租房，想把我介紹去服裝店做售貨員，還讓我給他們的孩子教中文。這些人都是普通人，起早貪黑地做點小生意。在緬北被毒、賭、騙的陰霾之下，更多人只是在努力地活著。
三、模糊的道德觀
在我做博士論文期間，一個引導我不斷思考的問題是當地人道德觀念。服務于非法產業的人們，他們如何理解自己的工作？如何能夠在道德上自洽？事實上，直到現在，我也沒完全做好回答這個問題的準備。
在他們生活的環境中，賭博、毒品是不合法的，但沒有形成一套“做這個東西罪大惡極”的輿論環境或者道德語境。對他們而言，這些都是謀生的手段，為了活下去，也為了一個家庭、家族。
一方面，魯家經營著賭博的生意、為吸毒者提供庇護所；但另一方面，魯家的父親在過世前曾留下家訓，要求子女不能吸毒、賭博，并告誡子女“又吹又賭，就是欺公滅祖”。
魯三姐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她對我說，她知道游戲廳不是什么好地方，她不讓自己的孩子去，自己平時也很少去。她的兄弟也受毒品之害、賭博之害，她斥責這些家人毀壞這個家，但又以縱容別人到游戲廳賭博、吸毒而掙錢。“大其力這個地方就是這樣。我們一家人，有那么多張嘴等著吃飯。”魯三姐說，“可能做什么都是為了這個家吧。”
人們的道德觀念是以親疏遠近向外一層一層推展的。有一次，魯家的一個熟人要進入休息間，魯三姐沒有阻攔。她給他的母親打電話，告知了這件事，只說休息間里吸毒的人多。言盡于此。在魯家人眼里，別人家吸毒，應該由別人家來管束，她們不會過多干涉。
在這個對賭毒泛濫容忍度相對較高的環境下，還形成了一種“反常識”的社會現象。我遇到過從云南瑞麗跑到大其力來戒毒的，這聽起來非常奇怪，但有它的道理。在國內，“吸毒就是廢人”的觀念深入人心，吸毒者即使戒賭后也常被周圍的人歧視甚至排斥，難以融入正常的社會生活，有吸毒史者在孤獨時可能會回到“毒友圈”。
而在大其力，吸毒的人很多，社會環境對嘗試戒毒者相對寬容。只要他們愿意戒毒，這就是一個積極的信號。戒毒后，親戚朋友通常會重新接納他。在這里，復吸是常態，若戒斷成功就是極大的幸事。
在這里，毒品、賭博、詐騙等，似乎不過分與個人道德、公德等綁定為一體，更常被視作一門高風險、高回報的生意。我在大其力的一個熟人張哥曾在一個制毒工廠工作了半年，后來老板跑路了，為了養家糊口，他又輾轉到泰國某地做中文導游。在中國，“毒販子”與“導游”是風牛馬不相及的職業，而在張哥的世界，這不過是不同的謀生方式罷了。
對于一些做毒品生意的人而言，會認為自己手里的毒品不是賣給周圍的親友的，而是賣給陌生他者的。既然有市場，那做這件事就是冒著風險去掙錢。這就像生產塑料袋的廠家不會覺得必須要為環境污染負責，而是覺得人們有需求，自己可以靠塑料袋盈利，那就生產。
做電信詐騙也是，他們詐騙的對象是陌生人，對于緬甸人來說，甚至都不是他們社會的人，所以他們較難共情。
我一位在緬北結識的朋友，她的丈夫是做甲基苯丙胺的大師傅，由于長期接觸化學制品而早逝。但他留下了一大筆錢，足夠讓一大家人衣食無憂地過一輩子。全家人都很懷念他。對于這位朋友的家庭而言，這位大師傅做了“危險的事”，而不是做了“壞事”。“危險”對應的是法律，“好壞”對應的是社會評價。
我的朋友偶爾感嘆，他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只是生前做毒品遭報應了，早早就“被老天收走了”。緬北的地方道德對毒品經濟參與者的評價尺度與中國社會有較大不同，一個參與毒品經濟的人不太被“那里”的社會排斥，在我們“這里”則人人喊打。“遭報應被老天收走”的命運感嘆蘊含著對個體價值根本性的判斷，在華人世界觀里這種判斷叫作“天理”。
我也很難解釋清楚當地宗教信仰與道德觀念之間的關系，其中有非常晦暗不清的部分。在緬甸華人中，信仰佛教非常普遍，華文學校常常是和佛寺伴生的。緬人、撣人等的佛教信仰氛圍更是濃郁，但在有威望的佛寺中，也曾發生藏匿毒品的事。
我在大其力期間，曾經發生過一起當地很有威望的人被暗殺的事件。他做毒品生意，但也有合法產業，他幫助做采礦生意的中國人協調與當地軍方、警察、民族地方武裝力量和村民間的關系，出資建學校、修寺廟等等。在他死訊的新聞下，很多人評價，“這么好的大善人怎么被槍殺了”。
人類學中有“地方強人”的說法，一個人要成為地方強人，他既要有足夠多的財富，但同時他也需要在文化層面上獲得民眾認可，以構建權威。而在緬甸邊境地區，快速積累財富的方式往往與不合法經濟緊密相連。
大其力的生存法則如此。在一個人人自危的社會中生存，人們總在尋求建立“庇護關系”。我依附于你、為你做事、支撐你的權威，你保障我和家人能生存下去。無論是黑白生意，在緬甸都講究“跟對老板”，跟到一個好老板生活就算是有了較好的保障。
前面說到轉行做導游的張哥，在疫情發生后他回到了大其力，跟了一個做毒品生意的老板。老板給他買了一塊地、建了新房，幾個月前他和家人從狹窄的出租屋搬進了寬敞的兩層小洋樓。我曾問過他的妻子是否擔心自己丈夫的安危，她只苦笑：“擔心是擔心啊，但是他不太會、也不想做其他的，沒辦法。”
一次她說，她生產時，交不起住院費，幸虧她丈夫“跑了一趟”賺了幾萬泰銖，她才得以順利生產。這樣的故事總讓我五味雜陳。
討論卷入非法經濟中的人群的道德觀念，是一件復雜的事情，因為每個人都有與別人不完全相同的生活經驗和道德體驗，我很難以某個一以貫之的框架去概述這種復雜性。
在大其力，有不少人堅定地與毒品經濟、賭博經濟等劃清界限，也有人在道德掙扎中選擇離開賭毒行業。一位緬北的朋友向我轉述，他身邊做過電信詐騙的幾位朋友主動離開了，因為不想騙人。當然，這兩年國內打擊電信詐騙力度很大，他們掙錢的難度也越來越大了。
我認識的另外一位果敢賭場的管理人員，因身體抱恙需要做手術。我曾建議他可以就近去昆明治療，但他堅持要去臺灣。他對我說，從他進賭場的第一天，就知道自己去不了大陸了。他很清楚，自己做的事情在某個社會是不被允許的。
四、好奇、愧疚、失語
我第一次到訪緬北時，曾有一種深深的愧疚感。
當時一位緬甸華人朋友家中做大米生意，他每個月要去給北撣邦軍送軍糧。出于對民族地方武裝大本營的好奇心，我跟著他去了一趟。途中經過一個“吸毒村”歇腳時，這位朋友從村中朋友那兒拿了一小瓶海洛因給我“見世面”。我打開瓶蓋，正準備聞一聞，朋友立刻制止了我。原來這是不能聞的！我嚇了一大跳。
驚嚇過后，原先多少有過的獵奇心轉變成了一種失落與愧疚。對我而言，緬北的許多經歷都是人生中的“第一次”，或者僅僅是多了些茶余飯后的談資。但對我面對的這些人而言，這是他們真正的生活。
人類學家熱衷于把經驗提煉為理論，但在面對真實的生活時，理論充滿了無力感。我們對這種無力感往往不夠坦誠。
在我結束大其力的第二次調查回到上海后，接到了來自大其力魯家的一條語音。“阿漪啊，我跟你說一件事，你不要害怕。”對面的聲音很平靜，“上次我們一起去山上搞燒烤的那個賣豬肉的老楊哥，被人用槍打死掉了。”
那是我做金三角研究期間，唯一一次我的朋友因遭受槍擊而亡。我還記得，老楊哥總在來魯家送豬肉時順便打幾把牌，打牌時還時常拿我來打趣。后來我通過當地新聞才得以了解到事情經過。老楊哥是被誤殺的。一群小年輕去找人尋仇，老楊哥恰巧駕車經過，小年輕以為老楊哥是對方派來的殺手，慌亂中向他的車開了七槍。
這是一個意外，但發生在緬北就成了不太意外的“意外”。小年輕們遇到自認為的不公，幾乎不會想到尋求法律幫助，也難以尋找道德權威主持正義。在一個人們難以獲得合理裁量的社會里，恐嚇、報復、尋仇成為了尋求公平、疏解憤恨的方式。在這樣的社會語境中，小年輕看到旁邊經過的車輛，才會第一反應是仇家派了殺手。
后來，我再度回到大其力，沒有人再主動提起老楊哥，這仿佛成為了一種默契。我主動問起的時候，有的人說“可憐得很”，也有人說，“人家把這里叫作金三角，人死了就是死了，有什么辦法呢？”
最初對大其力的新奇感早已在走近它的過程中逐漸褪去，在努力以理解去探索這個社會的運行機制的過程中，讓我驚訝的時刻越來越少，倒是越來越能在分散的事物中找到聯系了。
不過，我依然總是被一種巨大的失語感籠罩著。田野調查中有太多碎片化的、不確定的信息。金三角是如此混沌、復雜，沒有人能幫我做判斷。我也不知道如何對沒有到過大其力的人講述我的觀察，因為那很有可能落入“金三角危險嗎”的反復追問中。我期待能盡快再回到金三角去，帶著更多的線索與疑問去。
緬北的非法產業與當地的政治生態休戚相關。持續數十年的內戰，緬軍政府與少數民族武裝勢力的紛爭此起彼伏，非法經濟也層出不窮、難以遏制。2012年湄公河慘案主犯糯康被抓、其民團被緬甸國防軍收編為邊防部隊，表面上看政府對這一區域的非法經濟管控能力更強了，但實際上是變得更加碎片化，力量分散，打擊難度變得更大。
在大其力，除了緬軍，還有佤邦聯合軍、撣人民兵、拉祜民兵、阿卡民兵等，不同地方勢力有各自的地塊，并涉及不同生意。2021年緬甸發生政變后，大其力的毒品生意再次繁榮起來，電信詐騙園區“遍地開花”，一些大型園區的運轉與地方勢力的庇護有千絲萬縷的關系。
在某種程度上，電信詐騙園區比毒品更讓本地人恐懼。除了讓當地物價飛漲外，園區內的暴力事件也在大其力傳開，甚至發生多起中國人在街頭打罵、捆綁中國人的事件。出現了很多本地人也看不明白的新型暴力與混亂，人心惶惶。前段時間，魯家人聯系我時還嚴肅地說，“下回再來大其力，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在街上亂走亂逛了，現在大其力很危險。”
緬甸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社會，即便只在緬北區域，我也只是在某些層面上了解大其力的幾個碎片。大其力是一個多權威交疊的區域，盡管受緬政府管控但各種政治勢力盤踞于此，沒有哪方力量占絕對優勢，各地、各族群的人在此謀生，城市社會顯得活躍而混雜。
這與緬北的果敢、佤邦等緬北特區不盡相同，這些特區由單一地方權威主導管控。我希望將來有機會對緬北不同邊境區域做比較研究，討論不同邊境城市的模型。也希望有機會到緬甸內陸區域做研究，理解復雜的“主流社會”與理解復雜“邊境”應該是相輔相成的。
2019年5月，我從緬北調查結束回到上海，坐在出租車里望著窗外的高樓、街道與行人，陌生感與熟悉感同時襲來。我本來不太喜歡城市，那一刻突然覺得——大城市真好啊。
